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重新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命运”，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否定了欧洲列强自诩优秀种族、优秀文化、优秀制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观，将人类社会的命运安置在以民族生存需求适应能力发展为主线的环境地理（气候与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和生物地理（野生动植物驯化）基础之上，发人深省。
贾雷德·戴蒙德院士指出，“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的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区域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贾雷德·戴蒙德院士对比分析了荷兰和赞比亚的人类社会发展，指出，赞比亚气候温暖，和平、稳定、民主，从未有过内战，也未曾与邻国开战，实行自由选举，人民勤劳努力，重视教育，而荷兰的人均收入却是赞比亚的33倍。在自然资源和后天努力方面，赞比亚的优势、荷兰的劣势对比明显，证明了这两个因素不是国家富有的关键因素。
贾雷德·戴蒙德院士谨慎分析了经济学家将国民财富归因于人类制度的理论。他承认，有些人类制度的确能特别高效地激励人民生产，从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有些制度则特别高效地打击人民生产，由此加速了国家贫困。他对比分析了韩国与朝鲜、西德与东德，肯定了制度差异确实导致了国家财富生产的巨大差异。但贾雷德·戴蒙德院士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把制度差异肯定为造成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是过度概括，至少“良好制度的解释”是不完整的。一是，除了良好制度以外，造就国家财富的还有其他因素，尤其是地理因素。二是，良好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本身是“良好制度的解释”所不能解释的。贾雷德·戴蒙德院士没有讨论韦伯的关于良好制度的“文化解释”，而是直奔自己的观察研究结论：复杂制度（包括人力资本和文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和农业带来的人口密集定居社会、可储存余粮。贾雷德·戴蒙德院士批评道，“强调光荣革命是英国富有的起因，乃是落入注重直接原因而忽视根本原因的陷阱。”“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消除长期饥荒风险的国家，归功于其农业生产力，对新世界作物的攫取，以及政治统一。”“光荣革命只不过是重要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
贾雷德·戴蒙德院士的深度思考缘于他试图回答“耶利之问”，即“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在贾雷德·戴蒙德院士看来，“耶利之问”的答案已经基本清楚了。因为，新几内亚缺乏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没有发展出来与人类社会命运紧密相关的复杂制度。如果说，贾雷德·戴蒙德院士认为，关于人类社会命运根本原因的第一个分叉点是农业起源及其发展，那么为什么他不把书名确定为《农业起源与人类社会命运》，而定书名为《枪炮、病菌与钢铁》？显然，这其中另有深意。我认为，这是一个寓言，即暗示人类社会命运的第二分叉点，是以从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征服者”所拥有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为载体的。地理大发现、全球殖民、戕害杀戮土著，是与强有力的政治（政府）组织和偏执的宗教思想分不开的。综合对1万多年来人类社会命运的思考与论证。贾雷德·戴蒙德院士得出了自己的新的独到研究结论：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根本力量是病菌扩散、文化传播、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复杂制度下的集中统一政府）。
为什么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第一个分叉点是农业起源及其发展呢？贾雷德·戴蒙德院士经过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起源的环境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农业起源的根本因素是野外动植物资源的丰度及其被驯化的可行性。这只可能发生在地球上的少数几个地区。新月沃地（两河流域）得天独厚，成了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古代和现代的主要农作物、动物的驯化是在这里完成的。欧亚大陆是东西走向，而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是南北走向，同纬度气候条件下的农业技术扩散比不同纬度之间要容易得多。因此，欧亚大陆获得了农业起源和发展进步的优势，进而积累了人口稠密定居的优势，成为人类社会命运的幸运儿。由于地理阻隔，一些适宜发展农业的区域，比如南非，作为农业技术传播的孤岛被甩下了，直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到来，才获得了机会，但也给土著带去了灾难。所谓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欧洲人所说的印第安人只有100多万，而是有2000万以上，枪炮、病菌和钢铁带给“新大陆”的人类社会命运，是殖民主义者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印第安人的痛苦与灾难。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如此。
贾雷德·戴蒙德院士似乎对中国的农业起源与发展不甚了解。他肯定了中国是最早拥有粮食生产的两个中心之一，在动植物驯化方面的成就，指出中国人在谷物（粟、蜀黍、稻米）、豆类（大豆、赤豆、绿豆）、家畜（猪、狗、牛）、家禽（鸡、鸭）、果（杏、桃、苹果、梨、柑橘）、茶叶驯化方面是有突出贡献的，在复杂制度（灌溉社会）形成方面也是卓有成就的。但用语非常谨慎，对宋以降重人文轻技术，尤其是明以降技术进步的停滞不前也表示费解，这使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略微有点遗憾。
贾雷德·戴蒙德院士没有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评论新月沃地农业的崩溃。这需要延伸阅读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来进一步找答案。
读书是为了从历史中思索经验和教训。掩卷深思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风起云涌，似乎感觉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都站在人类社会命运的第三分叉点上。决定第三分叉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农业、能源、金融，肯定是主要因素，但根本因素还是环境地理、生物地理吗？先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军事政治同盟是不是新的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根本力量呢？如果这个研判有一定道理，关于人类生存的命运之争就不会一帆风顺，而是需要进行伟大的斗争来争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是朝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同世界发展进步的。
（作者：郧文聚，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兼职教授。转载自“土地学人”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sb5ptCpU0Ked-ETCvrwlaw）
